笔下文学

第102章（第1页）

五代史伶官传序

〔宋〕欧阳修

呜呼！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

世言晋王之将终也，以三矢赐庄宗，而告之曰：“梁，吾仇也；燕王吾所立，契丹与吾约为兄弟，而皆背晋以归梁。此三者，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，尔其无忘乃父之志！”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其后用兵，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，请其矢，盛以锦囊，负而前驱，乃凯旋而纳之。

方其系燕父子以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！及仇雠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苍皇东出，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；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？《书》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。”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故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怜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

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岂独伶人也哉！作《伶官传》。

——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《新五代史》

啊！盛衰变化的规律，虽说是由天命决定，难道不也是与人事有关的吗？探究唐庄宗取得天下及其之所以失去的原因，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。

世间传说晋王将要去世的时候，把三枝箭赐给庄宗，并且嘱咐他说：“梁朝是我的仇家。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，契丹也曾和我相约拜为兄弟，却都背叛了我们而归顺了梁朝。这三者，是我遗留下来的恨事！现在给你三枝箭，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！”庄宗接受了这三枝箭并把它们供奉在宗庙里。以后出兵作战，就派部下用一副少牢去宗庙向晋王祷告，并请出那些箭，放在锦囊里，让人肩背着它，走在队伍的前面。等到凯旋归来后，再把它放还宗庙。

当他用绳子捆绑起燕王父子，用匣子盛着梁朝君臣的头颅，送进宗庙，把箭还给先王，并把成功的消息报告亡灵的时候，那强盛的意气，可谓壮观了。等到仇敌已经消灭，天下已经平定，然而一个人在夜间一声呼喊，叛乱者就四下响应，只好苍皇向东逃出，还没碰见乱贼，军队却已离散了。君臣们互相呆看着，不知该向何处去，以至于剪断头发，对天发誓，眼泪沾湿了衣裳，又是多么的衰败啊！难道是因

为取得天下艰难而失去容易吗？还是探究他的成败过程都出自人为的原因呢？

《尚书》上说：“满足会招来损害，谦虚能得到补益。”警惕与勤劳可以振兴国家，安逸和舒适可以丧失性命，这是自然的道理啊。因此当他强盛时，普天下的豪杰，没有一个能与他争雄，到他衰败时，几十个优伶来困扰他，却使他丧命亡国而被天下所讥笑。

可见，祸患常常是在细微的小事上积聚起来的，而聪明勇敢又往往在沉湎嗜好中受到困厄，难道仅是优伶就能造成祸患吗？因而写了《伶官传》。

（胡中行）

相州昼锦堂记

〔宋〕欧阳修

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。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

盖士方穷时，困厄闾里，庸人孺子，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其妻。一旦高车驷马，旗旄导前，而骑卒拥后，夹道之人，相与骈肩累迹，瞻望咨嗟；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骇汗，羞愧俯伏，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士，得志于当时，而意气之盛，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。

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：公，相人也，世有令德，为时名卿。自公少时，已擢高科，登显仕。海内之士，闻下风而望余光者，盖亦有年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有；非如穷厄之人，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则高牙大纛，不足为公荣；桓圭衮冕，不足为公贵。惟德被生民，而功施社稷，勒之金石，播之声诗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，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！

公在至和中，尝以武康之节，来治于相，乃作“昼锦”之堂于后圃。既又刻诗于石，以遗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、矜名誉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戒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，而其志岂易量哉！故能出入将相，勤劳王家，而夷险一节。至于临大事，决大议，垂绅正笏，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：可谓社稷之臣矣！其丰功盛烈，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。

余虽不获登公之堂，幸尝窃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。于是乎书。

尚书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欧阳修记。

——选自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

做官做到将相，富贵之后返回故乡，这从人情上

说是光荣的，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啊。

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，困居乡里，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，都能够轻视欺侮他。就像苏季子不被他

的嫂嫂礼遇，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。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，旗帜在前面导引，而骑兵在后面簇拥，街道两旁的人们，一齐并肩接踵，一边瞻望一边称羡，而那些庸夫愚妇，恐惧奔跑，汗水淋漓，羞愧地跪在地上，面对车轮马足扬起的灰尘，十分后悔，暗自认罪。这么个小小的士人，在当世得志，那意气的壮盛，以前的人们就将他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。

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如此，魏国公，是相州人士。先祖世代有美德，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。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，当了大官。全国的士人们，听闻他传下的风貌，仰望他余下的光彩，大概也有好多年了。所谓出将入相，富贵荣耀，都是魏国公平素就应有的。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，靠着侥幸得志于一时一事，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，为了使他们害怕而夸耀自己。如此说来，高大的旗帜，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光荣，玉圭官服，也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富贵。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，使功勋延及国家，让这些都镌刻在金石之上，赞美的诗歌传播在四面八方，使荣耀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，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，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。难道只是为了夸耀一时，荣耀一乡吗？

魏国公在至和年间，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，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“昼锦堂”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，赠送给相州百姓。诗中认为，那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，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。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，却以此为鉴戒。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，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？因此能够出将入相，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，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。至于面临重大事件，决定重大问题，都能衣带齐整，执笏端正，不动声色，把天下国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稳，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啊。他的丰功伟绩，因此而被铭刻在鼎彝之上，流传于弦歌之中，这是国家的光荣，而不是一乡一里的光荣啊。

我虽然没有获得登上昼锦堂的机会，却荣幸地曾经私下诵读了他的诗歌，为他的大志实现而高兴，并且乐于向天下宣传叙述，于是写了这篇文章。

尚书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欧阳修记。

（胡中行）

（本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