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下文学

第三十三章 武林（第1页）

经历了三天的猪肉涨价之后，西湖问政大会正式开始了。

而因为杭州古称武林，当今天子又是建炎天子，所以这次大会早在长达三日的东坡肉涨价风潮中便已得了个诨名，唤做建炎武林大会。

但不管叫什么名了，都不耽误西湖一时人头攒动，士民百姓踊跃至极，以至于始作俑者赵官家都有些惊愕。

其实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简单到不言自明，那就是虽然南方地区顶尖士大夫迭出，可那只是这些士大夫的个人成就，却不耽误自古以来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就一直处于政治洼地，南方群体从地域上而言就天然处于政治劣势。

与之类似的，还有蜀地，而一江之隔的两淮，政治地位就要高上很多。

这种情况，从大宋建立开始就很明显，彼时作为被征服的南方一开始就是统治者天然不信任的区域。等到了靖康之后，建炎天子首开问政风潮，大幅度让渡皇权，宰执与六部九卿实权大大增加，公阁、秘阁成员的政治地位渐渐竖立，太学问政也已经成为国之重事，而南方依然因为远离首都，跟这些事情无法搭边，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疏离感与政治饥渴感。

与此同时，偏偏经历了靖康之变后，两河俱失，中原、关西、京东俱损，南方在国家内部的重要程度变相大幅度提升，而且国家还需要北伐，这就更需要南方的财力物力支持。

这种情况下，矛盾也自然就出来了。

而这个矛盾也正是南方士大夫群体渐渐跟失意道学、赋闲下野官员合流的一个基本背景……按照大家的理解，赵官家此番南下，就是为了化解这个矛盾的。

所谓政治协商大会，就目前来看，无疑是仿照着太学问政这个成例搞出来的一个化解矛盾的好方法，最起码形式走对了。反对派嘛，也是少数，大家本意上还是心向朝廷和陛下的，把江南抖一抖，团结起建制派，局面还是大好的。

话说，可能是因为江南十月小阳春的缘故，一场初冬小雨之后，非但没有降温，反而有些气候和煦的感觉，这种时候，随着大会正式召开，西湖畔的诸位热情不免更加一筹。

第一日的时候，很多都是集体上书，而这种集体上书却很有意思的多以地域来划分，通常是一个州郡内的宿老名士带头，而上书的形式也都文采飞扬的一整篇文章，但细细看内容，却多是一些老生常谈甚至于大同小异的东西。

第一条一定是要赵官家亲贤臣远小人，接下来一定是要厚德载物，一定崇俭去奢，一定要广开言路，一定要善待百姓，一定要兄友弟恭……

这当然都是很正确的建议，但每当赵官家当面认真问他们谁是贤臣谁是小人时，他们却往往表现的一塌糊涂……最少一半以上的人是怯场的，当面把文书交上去以后就在赵官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摇摇欲坠，一开口就口吃语塞；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维持姿态回答问题的体面人士，也多在说了几个名声比较好的大臣后变得顾左右而言他。

开什么玩笑？

虽说南方因为加税的事情对几个当政的宰执都有怨气，可你让他们当着吕颐浩的面说谁是小人，他们也真不敢，吕相公没有隔夜仇这名头，东南士民比中枢印象深刻的多！

便是隔空说首相与枢相的不是，难道就行了？

说尚书也不行啊！没看到那个说尚书的侍郎直接被赵官家弄死了吗？

不如不说。

至于崇俭去奢，赵官家细细去问，他们也支支吾吾，大概是觉得官家在东京挖鱼塘那事太匪夷所思，他们又没见过，所以未必是真的，但真要当面这么讲，又不免尴尬。

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红袍子也是半旧的，那就更不好说啥了。

谈起宽刑仁恕，赵官家再问他们之前《刑统》具体修改的哪里不到位？他们甚至不知道早在尧山之后，为了安抚老百姓，《刑统》就已经朝着宽恕这个角度大修过了。

其他的也多如此，真看文章，大概就是写的很棒，真问细则，往往是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话来。

不过，即便是对于这样的文书，赵官家也多只是一笑，然后便让两名一看便是富贵面相的翰林学士出面，堂而皇之的依礼认真收下文书，同时还会亲自避席给对方赐下座位，乃是要这个带头之人在随后的问政过程中‘以备咨询’之意。

除此之外，文章写得格外好的，或者应答还算体面的，一般还要问问有没有功名出身？如果没有，那自然会当场赐下一个同进士出身。举荐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，还要发出‘赤心骑’去征召，邀请对方来现场奏对。

且说，一开始的时候，随行的三位相公里，吕颐浩对这种事情是很不满的，他就觉得这种环节没啥意义，而李纲虽然没有反对，但他没反对只是因为他政治起势就来源于太学生伏阙，所以不好直接反对，实际上他对这些步入中年早已经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，认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轻人以及知名士人来问。

但很快，随着这种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的上书成为风潮后，李吕二人立即就意识到了赵官家这般作为的真正意义了——意义其实就在问政本身上面。

下面这些士大夫，又不是什么阴谋集团，看他们组团上书的模式就知道，还是根据地域组团，因为这年头他们想串联都无法越过地域这个限制，送上来的文书也多是和稀泥，明显是中和了地域内部综合立场的废话……再加上他们本身都是儒家士大夫，又不大可能真因为那些赋税导致什么切身的经济压力，那哪来的那么多怨气？

这个时候，赵官家来到杭州，对他们展示出一个态度，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待遇，本身就能够达到拉拢和舒缓对立气氛的目的。

所以，即便是这种明显形式主义的问政，也依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成功……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皇帝，也考不上进士，这次能代表一个州、一个军，领着一群家乡子弟见到赵官家，当面提出意见，哪怕话都说不利索，却依然还能从形式角度被接纳，并得到礼遇，恐怕已经是人生巅峰了。

而既然借着赵官家这个天子的肩膀到了人生巅峰，那么自然要改变立场，成为标准的建制派，转过身去，谁当他的面说官家不好，那一定是要愤然辩驳的，谁要是说朝廷哪个策略不行，也一定要苦口婆心说出朝廷的难处，为朝廷大略进行辩解。

到了第二日，哪怕是一开始没有类似准备的地方州郡，也已经仓促聚集起来，推举名士，并连夜写好文书，代替地方行此方略……以完成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就这样，一连两日，赵官家和三位相公几乎是见完了两浙路，大部分江南东路、福建路，少部分两淮路的‘提案团’，很是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虚荣心，也让杭州城内的歌功颂德之声渐渐明显起来。

似乎一场团结的大会将会胜利闭幕。

不过，也就是如此了。

从第二日下午开始，就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像模像样的上书，很多真正想讨论实际问题的人也随之现身了。

比如说之前的江阴文士苏白、李韬二人就带着一群常州年轻士子单独上奏，写了十几条事情，全都是具体举措。

其中，建议集合东南海船，将‘御营十万众’从沧州登陆，直取燕云这种话，当然是典型的书生之见……真把御营十万大军送到那地方，就是一个丧失后勤被围歼的命运，蛙跳战术也不可能跳这么远，何况东南方向已经很疲敝了，再强行征船说不得就会把海商逼成海盗。

不过，关于在各地设立地方公阁，如三舍法那般层层传递，以广开言路的法子，却与赵玖来之前跟宰执们讨论的条款不谋而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