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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章 名臣刘洎之死(第1页)

刘洎,字思道,湖北江陵人。早年曾辅佐南方割据势力萧铣,归唐后任南康州(今江西赣州一带)长史。

贞观七年(644年),因政绩卓越被选拔入朝,先后担任给事中、治书侍御史、尚书右丞、门下省侍中等要职。与房玄龄、长孙无忌、高士廉、唐俭、岑文本、杨师道、马周、褚遂良等人,共同组成了贞观中、晚期参知朝政的重臣团队。

刘洎是魏徵的忠实拥趸,喜好直言进谏。魏徵病故,他更是以劝谏为己任,屡次指出太宗过失,得到太宗的褒奖与信任。

太宗曾在贞观十八年(644年)的一次朝会中,逐一点评长孙无忌等七人行事风格。说到刘洎,认为他性格最为刚直,能够权衡利弊,然而过于看重承诺,容易私于朋友。

太宗这话讲的有些委婉,直白点就是,刘洎说话不会拐弯,又太讲哥们义气。

贞观十九年(645年)年初,太宗亲征高句丽。临行前,把老成持重的房玄龄留在长安处理国政,让太子李治在定州(河北保定定州)监国,并安排刘洎与高士廉、马周、张行成、高季辅等人共同辅佐。

太宗把刘洎叫来,嘱咐他说:“我要远征,你留下辅佐太子,这是国家安危所系,你一定要尽好职责,不要出什么问题。”

面对太宗的托付,刘洎此刻只需应上一句:“请您放心,我会尽心去办”就可以了,但刘洎却脱口而出:“陛下无须担忧,您走之后,大臣当中有谁胆敢不听招呼,臣就代您杀了他。”

刘洎这话可能也并没什么其他用意,只是想传达他赤诚护主之意。然而生杀大权历来由君主所掌握,刘洎将其轻易挂在嘴边,让太宗很不满意。

太宗郑重告诫说:“你性格太直,又虑事不周,容易得罪人。如果不加以改正,将来定会因此而败,你要切记。”自此,太宗对刘洎有了看法。

同年年底,太宗班师回到定州。因征途劳累不堪,加之战局不太顺利,以致心力交瘁,患病卧床休养。刘洎与侍臣前来探望,出来后神色忧伤的对旁人说:“皇上病得如此沉重,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!”

这话本来没有毛病,但让人传到太宗耳里却成了:“皇上身体不好,国家大事不足为虑。我们只须辅佐年幼太子,仿照伊尹、霍光做法,杀掉怀有异心的臣子,天下自然就可安定。”

本就对刘洎有看法的太宗轻易相信了这句谗言,下诏说:“刘洎妄议朝政,觊觎权力。还企图夺控朝局,杀尽大臣。应赐其自尽。”于是,刘洎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掉了性命!

我们先不论这件事的是与非,去看看同样担负留守任务的宰相房玄龄。

太宗离开长安,前往洛阳,曾交代房玄龄可便宜从事,不必请示报告,这等于把生杀大权交给了他。

但当房玄龄遇到有人告他谋反时,却并未擅做主张,而是把此人押往东都交给太宗处置。太宗虽然下诏斥责房玄龄有负皇帝信任,但貌似严厉的言辞中,却包涵着对房玄龄的放心与满意。

房玄龄跟随太宗二十三年,虽因工作原因常被贬黜,但一待太宗气消马上就会重新起用。

一次太宗提拔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,派人询问房玄龄意见,房玄龄只淡淡说了句:“他胡须长得很美。”太宗便立即撤销了李纬户部尚书的命令,改任为洛州刺史。房玄龄病故前,太宗亲临房府与他握手诀别,悲痛之情不可抑制。

拿这两人相比较,即可看出差距在哪里!

太宗为人大度,但绝非是个脾气很好的人。他常年统军征战,养成了杀伐果决的气质。你可以当众指责他的过失,甚至与他就某个具体问题强硬辩驳,他不但不会怪你,反而会因此褒奖你的忠直,甚至提拔重用。

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,这个底线就是皇权!

一旦让他认定你的言行危及皇权,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,他都绝对不会手软!

太宗晚年时,只因听到民间有“三代以后,女主武王代有天下”的说法,就立即处死了小名叫“五娘”的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,原因是他的官称、封邑都带有“武”字,根本没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。

亏得太史令李淳风以术数劝阻,否则大唐与“武”沾边的人恐怕都免不了要遭遇浩劫。

刘洎身处大唐权力中心,本应谨小慎微。而他却在对太宗的劝谏中产生了误区,认为太宗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哥们和朋友。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与性格上的缺陷相混杂,最终使他在无意中坠入了政治斗争的深渊。

与领导相处,即便领导再信任,都要与之保持适度距离和绝对尊重,即便领导再欣赏,也不能把他当朋友来处。

领导可以和你开玩笑,你却千万不能与领导逗闷子,更不可把领导的宽容与信任当成放任自己的理由,否则遇有“黑锅”,一定由你来背。

越是手中有权,越需小心谨慎,越要向领导及时请示汇报,而不是把领导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本就该有的“一亩三分地”。

刘洎的死毫无疑问是个冤案,但万事均有因果。所谓“君不密则失臣,臣不密则失身,几事不密则害成”,在官场上打拼,与能够左右你命运的人相处,怎可不如履薄冰、慎之又慎!

除非你能抛却名利心,归复田园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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