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是真地?”一听是自己制造的,李春福一脸兴奋,“何主任,什么时候能给弟兄们都鸟枪换炮?”
“这么急啊?这才刚刚造出样枪让你们试验,还没定型呢。”
“我看比以前强多了。”李春福对新枪爱不释手,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,“大帅,您看,是不是能够尽快装备啊!”
“你这个急性子!”秦时竹笑着说,“不是还没定型嘛,再等些日子吧。”
“那一旦定型了要尽快给我们装备啊!”李春福不好意思地笑了,“这枪真不错,真想明天全师兄弟个个有一杆!”
“我说李大师长,你可真是难为我了,你们师都6000号人呢,哪能这么快,不急,不急,慢慢来。”
“春福,我给你个准信!”秦时竹拍板,“明年过年,一定让你和马占山这两个骑兵师全部用上新枪。”
“那感情好!”李春福“啪”地一个立正敬礼,“多谢大帅,多谢何主任!”
秦时竹在绥远授旗,南方关于陆军总长的争论还在继续。孙中山既力保宋教仁、陈其美、王宠惠进内阁,也希望黄兴当陆军部长。
3月23日,唐绍仪抵达南京,着手组阁,接收临时政府移交的权力,实际上是替袁世凯完成政府北迁的任务。没有参议院的北上。袁世凯光一个总统只能是光杆司令,合法性不足。
当时,南方军政界都期望黄兴继任陆军总长一职,可黄兴本人却“清检一切,决议归田”。而袁世凯主张由段祺瑞出任陆军部总长,并再次使出看家本领――唆使北洋军通电拥段,向南方施加压力。南方也不甘示弱,以柏文蔚为首。集会表示反对段祺瑞出任该职,唐绍仪对黄兴一再挽留,并电告袁世凯,南方军队因为黄兴之事已出现不稳迹象,力劝让黄兴继任。
眼看陆军总长席位的争执仍相持不下,唐绍仪担心问题激化,便以南方非黄兴不可,致电劝说袁世凯改派段祺瑞为总参谋长。袁世凯回答得很巧妙。只有淡淡的一句话:“北军亦为段力争。”唐绍仪再电北方,劝顾全大局,以便内阁顺利组成。这时袁世凯似乎有松动,但黄兴不想当一个空头总长,便向唐绍仪提出要有用人权和筹款权。
袁世凯一听当即就恼了。既然总统职位已到手,都城也随之北迁,秦时竹等又表态支持,让他觉得腰板更直了。勃然大怒,突然翻脸:“非段祺瑞长陆军,世凯即辞总统之职。”军人出身地袁世凯对军权的重要性十分清楚,他本来对黄兴有戒心,一听黄兴有后续要求,更难以容忍。
25日晚,黄兴传令各军将校,竭力劝说大家不要为自己再争。说到最后,声泪俱下。
同日,秦时竹从绥远启程前,拍电报给袁世凯:“段既长陆军,南方诸军不可不予妥善安置,时竹窃以为,或任命黄兴为陆军次长统帅南方各军,或任命为参谋总长而统御之。能更有利于安稳局势。稳定军心,……”
袁世凯再回头想想。也不敢小觑南方军事力量的存在,秦时竹的电报恰到好处地给了他一个台阶,作为暂时安抚革命党人的手段,他于27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,统辖南方各军,同时答应次长一职,仍旧由革命党人担任。一场组阁风波终于宣告平静。
前往山西地路上,秦时竹和葛洪义一直在讨论山西的建设,为了准备这次山西之行,两人已连续熬夜躲在密室看电脑资料,对山西情况可谓了如指掌。
两人一致认为,山西教育虽比不上沿海,但绝对不落后,起码比吉林强。庚子年后,岑春煊主政时期就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,以山西庚子赔款50万两兴建一所中西大学堂,分为中西两斋,西斋由英国人敦崇礼任总教习,聘请外籍教师授予新学,实行新式教育。后来还陆陆续续地开办了不少专门学堂,如1902年恢复的山西武备学堂,次年增设地陆军小学堂,1908开设地陆军测绘学堂,同年开办的高等巡警学堂。1905设立的山西师范学堂(后改名山西两级师范学堂),1907设立的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;1906年的法政学堂、医学学堂。
山西的中等学堂也颇发达,主要是由书院改造而来,有官立、公立和私立三种,以官立最为发达。1902有3所,次年增加到9所,废除科举后,增加到了16所,当然,各地差别很大,以太原公中学堂最优。
令秦、葛两人吃惊的是:山西去国外留学也为数不少,临汾人乔义生留学于伦敦医学院,是最早地留学生,庚子年山西基督教公理会保送孔祥熙去美国留学,是留美地第一人。山西大学堂成立后,得益于李提摩太的帮助,前后一共选送50名官费留学生。山西居然还办了8所女子学堂,榆次由(常赞春设立),潞安、祁县由渠本翘创办,后来又有太原的女子速成师范学堂,对女子教育的重视,山西其实走在辽宁前面。
葛洪义问道:“六个一工程是不是要重新检讨一下?”
秦时竹摇摇头:“这是我地规划,具体还要看蓝天蔚的点头,我估计不会差很多。只是这人口,实在差距太大了,今年人口,根本不是我们原先认为的1600万,而是不到1000万。”
“怎么会差这么多?”葛洪义吓了一跳,“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,也不能差这么多啊!”
“没错,山西人口在光绪三年(1877年)达到了顶峰,是1600余万,但从这年开始,山西发生了两百多年从未发生地自然灾害,特别是‘丁戊大荒’使得人口锐减,粮食价格上涨为原先地五到六倍,在最极端的年份,甚至达到了15倍至多,人民纷纷饿死。旱灾一直持续了三年,人口损失不下300万,这中间更有大量地妇女因为饥饿而被拐卖走。更可怕的是,旱灾之后是大瘟疫,三年的瘟疫又造成了200万多的人口锐减。”
“那也不对啊,这10年过去后,山西总没有大的灾害了吧?”葛洪义不解地问到,“怎么还会有如此之大地人口损失?照理说人口应缓慢增长才对啊!”
“问题出在鸦片上。灾后山西吸食鸦片成风,然后又因为灾荒年妇女的大量被拐卖,使得人口一直下降,直到今年的最低点,990万!”秦时竹沉痛地说,“山西绝对不是人多地少,而是人少地多(可参照暨南大学历史系李淑蘋副教授的文章),光是计算现有荒地,不包括荒坡、荒岭,仅仅熟荒地就达46000顷,占全省耕地的11%。而根据英国人的统计,现在要靠农业养活一个人,大概需要4亩以上的农田,全国平均自然是不到的,但山西地平均耕地占有量却在4亩以上,说实在地,除了东北三省,就属山西空旷了。”
“那山西为什么还这么穷?民不聊生,比辽宁农民的生活差远了。”
“还是出在鸦片上,由于人口锐减,清政府又不肯减免税收,就只好增加每人地税收负担,因此,种农田成了不合算的事业,一般老百姓纷纷改种罂粟,山西是中国目前最发达的鸦片产地。鸦片种多了,种粮食就少了,吸鸦片的人多了,能种地的人自然也少了,而且仅有的一点点家产也耗在这个鸦片上。自然穷困潦倒啦!”
“鸦片一日不除,山西一日不宁,但究竟从哪里下手呢?”